1930年5月，马君武（左二）与胡适、蔡元培等友人在中国公学学校钟楼前合影
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与学者，马君武在民国政坛与学界均享有盛名。在长期革命与教育生涯中，马君武与上海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可以说，马君武在上海的革命与教育活动，成为其丰富多彩的人生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随国父 游扬翊赞
1881年，马君武出生于广西桂林。1901年冬，马君武由上海东渡日本横滨留学。留学期间，马君武政治取向逐步由改良向革命转变，认识到：“康、梁者，过去之人物也；孙公则未来人物也。”由此，马君武坚定地“追随国父，游扬翊赞”，多次往来于上海，参与秘密机关筹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无私无畏的品格。
辛亥革命前，马君武就曾在上海为革命奔波。1902年年初，马君武回国，得到马相伯等资助，侨居上海徐家汇。1903年4月30日，上海绅、商、学界举行中国国民总会成立大会，马君武在会上激情演讲并领唱爱国歌曲。1905年冬，马君武再次回到上海，参加国学保存会。当年8月，马君武成为首批盟员。1906年9月，马君武与黄兴、童俊等在上海四马路创建广艺书店，作为同盟会秘密交通机关。同年冬，马君武奉母命与周素芳女士在上海结婚。1907年春，由于倡导革命受到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的注意，马君武在上海乘坐海轮转赴德国留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马君武积极参与共和政府的筹建与巩固工作。1911年11月初，马君武由德国回到上海，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代表出席在沪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孙中山抵沪后，马君武多次在孙寓所参加同盟会领导人会议，讨论临时政府组织方案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马君武为实业部次长，“来往京、沪各地，都是搭三等车”。马君武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推动实业部颁布了一些革故鼎新的法令。民国政府北迁后，马君武在上海积极投身中国同盟会改组事宜。1912年5月，马君武被推选为中国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27名职员之一。8月，马君武被推选为合并后的国民党的参议并兼任上海交通部名誉总干事之职。9月，孙中山就任中华全国总公司督办，马君武为该公司秘书长。1913年4月，马君武在上海各界追悼宋教仁大会上代表孙中山进行了演说，号召“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执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业”。7月中下旬，马君武在上海吴淞等地筹划与参与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袁世凯死后，关于民国政府的法统之争成为革命派与北洋势力斗争的焦点。再次由海外返抵上海后，马君武积极追随孙中山参加第一次、第二次护法运动。1916年6月，马君武与在沪国会议员致电北洋段祺瑞当局，声明拥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反对《中华民国约法》。7月，马君武在上海报界欢送国会议员赴京复会茶话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国民协同一致、巩固共和。1917年6月，马君武在旅沪各省公民欢迎国会议员来沪会上号召“全体国民当共起而护法”。1920年至1923年，马君武追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多次在上海参加各类会议，包括1922年9月在上海孙中山寓所召开的国民党旅沪各省干部会议等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新政策。由于对当时政治格局日益失望，1923年春，马君武避居上海宝山杨行镇，置地约20亩种植水稻、蔬菜、水果等，过了一段修身养性的生活。
著文报端 唤起舆论
马君武不仅是民主革命的斗士，同时希冀通过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来启迪与教育民众。终其一生，马君武在上海或通过创办报刊、或在报刊译介西学著作、或在报刊撰写系列政论文章等，为近代中国民主共和理论的传播作出杰出贡献。
早在1901年，在上海震旦学院读书期间，马君武与谢无量、马一浮等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月刊，译介西方哲学、社会学与文学等。该刊志在以西方新思想唤起民族的觉醒，振兴中华。马君武还亲自翻译了《法兰西今世史》一书，由此开始了自己译介外国著述的历程。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马君武回到上海，不久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立报》主笔，集中撰写了社论或署名评论、杂谈等10余篇，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性，其主旨是呼唤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革命制造舆论，动员社会大众支持和参与民主革命派的斗争实践。
马君武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其中，11月9日，马君武发表《共和政体论》。该文发表前数日，清政府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希望以名义上“改良立宪”来挽救其彻底败亡的命运。马君武在文中从根本上否定君主立宪政体，指出：共和政体是“今世界最合于理论的政体”。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人选择共和政体形式起到廓清迷雾的作用。11月12日，马君武发表《论新共和国当速建设国会》。该文揭示了清政府用以愚弄民意的资政院、“皇族内阁”等荒谬性，建议迅速建立真正的国会。11月15日，马君武发表《组织临时政府问题之解决》，呼吁：“诚哉，吾新共和国不可不速谋临时政府之建设也。”该文言辞恳切、说理透彻，产生较大社会影响。11月23日，武汉与上海方面终于在组织临时中央问题上达成共识。
难能可贵的是，马君武在当时革命派中属于少数比较清醒的人物之一，对革命面临的巨大风险充满忧虑与警惕。11月16日，马君武发表《论各省自举总统之谬》，对武昌起义后四川、山东等地发端的武力割据的混乱政治军事格局充满警觉，指出应统一政府号令与政令，解决各地名目繁多的“军政府”和“都督”等问题。11月18日，马君武发表《论国人处置袁世凯之法》。该文针对当时抵制“袁世凯责任内阁”而作。
兴办学校 发展教育
马君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中国教育界有“北蔡南马”之说，赞誉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马君武一南一北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他去世时，中国共产党人曾赞誉其为“一代宗师”“教泽在人”。马君武因较长时间担任广西大学校长而知名。实际上，他对推动上海的近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功不可没。
马君武为大夏大学第一任校长。1924年7月，厦门大学300多名师生因学潮奔赴上海，王伯群、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发起成立大夏大学。“大夏”寓意“光大华夏”。11月，马君武出任首任校长。学校草创之初，百废待兴，马君武廉洁办学，校长任内仍兼任化学课程讲授，每星期从宝山杨行到学校两三次，时常乘坐三等电车与火车，戴一顶破旧的呢帽，身穿一件旧黄斜纹布学生装或蓝布长衫，从未要求学校支付薪水或车马费。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新校址，马君武以吴淞的私人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2万两银子作为建筑费用。1925年9月，学校全部迁入新校址。
1929年夏，为筹建中山北路校舍，已经离开大夏大学的马君武仍带人赴南洋等地进行募捐。任校长期间，马君武坚持“三苦精神”，即“教授要苦教”“职员要苦干”“学生要苦读”。大夏大学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聚集了郭沫若、田汉、何炳松、吴泽霖、谢六逸、李石岑、朱经农、周寿君、邵力子、刘湛恩等师资精英。
中国公学是沪上另一著名学府，具有优良革命传统。马君武与中国公学渊源很深。1906年，因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衣食无着，一部分留学生决定募资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地区筹办中国公学。作为中国公学校董之一，马君武积极参与了学校的筹建工作，与刘棣英、朱剑等负责起草学校章程，与于右任等负责创作学校校歌。中国公学校歌久经传唱，号召学子：“欲救尔祖国亡，尔先自强！”1906年4月，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创立之初，中国公学传播先进文化与思想，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马君武较为活跃，据早期中国公学学生朱经农回忆：“教师中间如马君武、于右任、沈曼云、梁乔山诸先生，都是革命领导者……我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革命思想愈加浓厚。”
1930年5月，应蔡元培之邀，马君武接替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在交接仪式上，胡适将中国公学学生比作“新郎”、将自己比作“新娘”、将马比作“新新娘”，一时传为学界趣谈。主持中国公学后，马君武向上海聚兴诚银行贷款6万元进行学校建设，使学生人数扩大到1000多人，逐步使中国公学步入繁盛阶段。在较短的任期内，马君武整顿财政，革除积弊；贷款扩建校舍，购置图书设备；延聘良好师资，扩大学生规模；明确办事章程，改良学校行政。中国公学学生在写给继任校长于右任的信中评价道：“马校长党中前辈，先生故交，道德学问先生知之最稔，不徒生等为之推重，唯马先生到中公后之成绩，则不能不为先生一言也。”
作者 | 杨建党
来源 | 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