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开埠以来，佛教在沪日益兴盛。佛教界一贯恪守护国爱教之传统，上海抗战期间，佛教界爱国人士聚集于抗战旗帜之下，自觉融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大潮之中，“出家常怀民族忧，爱国不甘他人后”，与祖国人民一道众志成城、共赴国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佛教界在上海抗战期间所表现的嘉德懿行与无私无畏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上海抗战史册上。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服务
护国爱教 宣传救亡
上海抗战期间，佛教界积极投入、组织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救国活动。他们或组织各种救亡宣传团体、或通过各种舆论工具、或组织大量的外交活动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鼓舞爱国将士的斗志，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佛教界行动起来。圆瑛法师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发表《为日本侵略致彼国佛教界书》，并撰写了著名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一·二八”事变后，太虚法师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慨然表示：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1933年，上海佛学书局邀请高僧、居士等在电台播讲佛学，太虚法师播讲了《佛教与护国》等，以佛教入世精神号召佛教弟子与信众和全国同胞一道协力同心，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电台听者众多，对上海抗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佛教界还通过举行护国息灾法会将佛法护国救民的宗旨与抗日救亡的精神紧密结合，这对于安慰死难军民及其家属、激励国人继续抵抗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其中，1936年5月，包括太虚、圆瑛、赵朴初、王一亭、屈映光等佛学精英在内的229名佛教界人士与14个佛教社团联合发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举办的丙子息灾法会影响很大，“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盛况空前的一次大法会”。1937年1月，赵朴初居士等主导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该会活动内容包括弘扬佛法、抗日护国、反对内战等，会址设于上海静安区常德路418号的觉园内，各省市县设立分会。全面抗战爆发后，位于上海的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积极参与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上海沦陷期间，佛教界爱国人士仍顽强坚持宣传救国，其中尤以圆瑛、持松两法师之气节见称于世。圆瑛法师拒绝出任所谓“中日佛教会”会长之职，表现出大无畏的民族气节。1942年，圆瑛法师在对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激励师生：“古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曰：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其护国爱教之情一如既往。持松法师曾挥毫自书“平原常牧马，大道久亡羊”对联一副，充分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之心。该对联现仍存于静安寺持松法师纪念堂。1943年，上海佛教界毅然坚持护国爱教斗争，持松法师在《觉有情》半月刊发表《答朱子桥居士书》一文，委婉激励佛教信徒应该舍弃自利小我，践行众生大愿，以坚定信心和强健体魄去迎接抗战的胜利。1944年，持松法师重启圣仙慈寺启建尊胜息灾法会。同年，撰写《木祖师二百岁寿》文载于《木道人二百岁纪念特刊》。诗中洋溢着大气磅礴的护国爱教精神。
赵朴初《九十抒怀》诗
捐款济物 支援抗战
乐善好施是佛教界的优良传统。上海抗战期间，佛教界积极开展捐款济物活动。本来，佛教弟子并不过分追求物质财富，平时生活微薄与简朴。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或将自己有限财物无私捐献出来、或通过自己社会影响发动信众开展捐济活动，力所能及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佛教界不再寂寞，踊跃为爱国将士捐赠现金与物资等。1932年2月,总办事处设置于上海的中国佛教会通电全国诸山寺院，文中指出：“上海受日军攻击,吾军起而抵御,血战已将一月……我佛教徒除已由各法师居士组织救护队收容所并捐大批食品慰劳负伤将士外,凡各地僧众居士,均应共发悲悯救世之心,募集金钱或物品输送战地,慰劳我忘生救国之将士,兼济战区逃出之难民,拯国家之危亡,尽国民之义务。愿我佛教徒踊跃图之,勿居人后。”通电激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1933年2月,上海静安寺住持志法法师将寺产一部分出租给南京路福禄寿公司,将所得5000元租金全部捐献给东北义勇军。1936年5月,年届70的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为抗日将士捐款，明确指出：“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钱助钱，功德无量，定得善果。”印光法师法会期间每天说法2小时，将自己所得香仪与印书款等毫无保留地捐赠绥远抗日前线，乃至整个寺上的账面仅存百元费用。其首倡之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佛教界更多地是通过发挥自身影响力来动员与促进社会进行捐款济物活动。“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期，居士屈映光、宏明法师等呼吁社会捐资成立一所佛教医院用以救治伤病，他们动员沪上著名民族实业家祝兰舫家属无偿地将位于牛庄路769号大宅院让出。同时社会各界也伸出援助之手，人员、药品、设备等问题均得顺利解决。在战火纷飞中，仅仅两天时间就开办了一所佛教医院，这在世界医学史上堪称奇迹。这所医院开张后也主要靠社会募捐款项维持运转。
1937 年 10 月 ，圆瑛法师呈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要求赴东南亚一带筹募捐款。其后，圆瑛法师携随侍弟子明旸法师等数次分赴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保、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等，广大侨胞、尤其是佛教信徒慷慨输诚、无私捐献。至1939年底，总计募得10万余元之巨，并陆续汇往上海等地，充当抗战经费。抗战胜利后，上海佛教界举办上海市佛教徒庆祝胜利大会，决定筹集经费6000万元，其中用4000万元购买大批毛巾分赠抗日将士，毛巾上加印“上海佛教徒敬赠面巾”等字样。
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的题词
伤兵救护 彪炳史册
上海抗战期间，在中国爱国将士浴血战斗的同时，各界同胞群策群力，纷纷投入伟大抗日运动之中。其中，佛教界组成僧侣救护队，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英勇救助我军伤兵，体现了佛门弟子扶危助困的高尚精神。
全面抗战爆发后，总办事处位于上海的中国佛教会立刻召开理监事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佛教界青年成立僧侣救护团。会后，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选派的年轻僧众急赴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其中，上海僧侣救护队由120名年轻僧侣组成，由圆瑛法师、屈映光居士、宏明法师等负责，队址位于上海黄埔区吉安路171号，内设3大队，分队以上设总务、队务、救护三组。上海僧侣救护队进行了十天的训练。
圆瑛法师鼓励每位队员，弘扬与践行佛家“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忘却身家之我见”，以大慈大悲去救苦济难。“八·一三”事件爆发后，上海僧侣救护队活跃于江湾、刘行、大场、闸北、昆山等战地，部分队员为敌炮弹所伤，部分队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大力、大勇、无畏的行为感人至深，创造了抢救受伤战士近万人的骄人成绩。1937年9月26日《申报》报道：“该队在工作时，虽迭遇险阻，而遭受重大牺牲，然仍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尤以宏明法师，不避艰险，每日必率队赴最前线，监督救护，其勇敢服务之精神，殊堪钦佩。”11月2日又报道：“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主办之僧侣救护队，自成立以来，在总队长屈文六（即屈映光）、副总队长宏明法师领导之下每日出发前线救护，虽在强烈炮火之下，该队仍不避艰辛，仍冒险到最前线救护我忠勇之伤兵，其勇敢服务精神，深得前方各师旅及社会人士之赞扬。”上海僧侣救护队的事迹经报刊广泛报道，被誉为“英勇神僧”“战地之神”等。
上海沦陷后，上海僧侣救护队随中国军队后撤，沿长江步行至湖北汉口等地，由于种种原因而宣布解散。但其爱国精神并未沉寂。上海僧侣救护队一部分队员分赴西安参加了心道法师主持的“战地流动服务队”，一部分甚至脱下袈裟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原领导骨干仍活跃于中国抗日各战线。1938年，原上海僧侣救护队总队长屈映光居士躲过日伪特务跟踪，悄然离沪赴香港为抗日事业募捐。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风尘仆仆来往于浙、闽、赣、湘、粤、鄂、黔、桂等地。原上海僧侣救护队总干事悲观法师在重庆组织陪都僧侣救护队，该队成为继上海僧侣救护队后又一支著名僧侣救护队，曾获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的通令嘉奖。
圆瑛大师法相
难民救济 功德无量
上海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上海带来规模巨大的难民潮。大量难民流离失所、处境悲惨，面临日军屠杀以及饥寒、疾病等严重威胁。为此，佛教界慈航普渡，积极开展了难民救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给水深火热中的难民带来益处，这是佛教界对上海抗战的又一贡献。
“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佛教界开始启动难民救济工作。1932年2月27日，弘伞、常惺法师等致函中国佛教会拟组织开展难民救济。两日后中国佛教会复函表示同意并赞扬其：“悲深愿切,不辞艰险,诚今日之急务,与本会前通告之意相符,至深佩慰。”1936年12月，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在上海成立，圆瑛法师任团长，宏明法师任总干事，该团下属的僧侣救护队除在战地救护伤员外其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救护难民。“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迅速组织成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该会主要由佛教界爱国人士主持，屈映光、黄涵之居士任副主任，办公地位于云南路35号仁济堂。其具体工作由黄涵之、赵朴初居士等负责。仅在中国佛教会会址的觉园内就收容难民3000多人，其他如护国寺、玉佛寺、清凉寺等均收容大量难民。据《救亡日报》统计，至9月下旬，该会共组织难民收容所65个，收容难民6万多名。即便在上海沦陷期间，该会仍为大量难民提供医药、衣食并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等。
在难民救济中，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因赵朴初居士的义举，上海报纸称誉道：“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救难民。”1938 年 8 月至1939 年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赵朴初居士通过“移民垦荒”等形式分3批组织青壮年难民 1200 余人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斗争。这些难民素质较高，后大多成为新四军的骨干，有的后来成长为我国党政高级领导干部。1997 年，朴老曾在《九十抒怀》中回首那段往事，其中诗云：“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前者讲述的就是其在抗战中支援皖南新四军事情，朴老自谦地认为“往事差堪启后生”。范成法师在南市关帝庙主持难民救济事宜。他破衲草屐，奔走于沪上各地。上海沦陷期间，范成法师每日一大早起床，不辞辛劳买米施粥并发放御寒衣物，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范成法师成为无数难民心目中的“活菩萨”。
（本文刊于2015年12月11日联合时报，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
政治学系
2016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