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至19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与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田野中的国家”研讨会 暨“治理与国家”工作坊。来自中央编译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市委党校、浙江省委党校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
参会学者合影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王向民教授主持。随后，系主任刘擎教授和系学术委员会主任萧延中教授简要发言，并热烈欢迎本次与会专家学者。随即由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先后进行主旨演讲。
王向民教授主持
刘擎教授发言
萧延中教授发言
景跃进教授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为题进行主旨演讲，从宏观视野探讨了中国农村治理逻辑，以乡村社会发展趋势为基础做了两个基本判断、三个推论和两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背景趋势：城乡格局出现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从以往资源汲取转为资源输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公共财政开始覆盖农村。其次，资源下乡（项目制）与权力下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通过国家权力系统化下乡将资源带到农村，举全党全国之力解决扶贫、美丽乡村、城乡统筹问题，这个过程使得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复次是“三个推论”，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过程并未终结：村庄法律地位与实际角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二是国家权力下渗过程不再以铲除传统文化权力网络为代价，两者正在建构一种新型关系；建制村与自然村的双层结构为“和平共处”良性互动提供空间。三是在党政体制背景下，国家权力下渗可以通过两条渠道同时进行：政府渠道和政党渠道。最后则抛出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建制村的行政化趋势？中国乡村治理结构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景跃进教授主旨演讲
刘建军教授则以“社区中国”为题进行主旨演讲，从社会治理的哲学工具、社区剩余政治空间的终结、社区中的国家、自治、共治与法治等方面，来理解“社区中国”，以此建构生活政治学的概念。首先，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社区应采用多层级治理单元的理念，并通过一分为三的哲学工具进行社会治理，以此提出了关联物权、相邻物权等概念。其次，分析社区剩余政治空间的终结，提出组织资本、复合型社区领袖、心灵社区等概念。再次，关于社区中的中国，进一步提出包括中层突破、互动型治理、参与项目制、行政分割与包容性治理、治理单元与管理单元、政商联盟与政商制衡等诸多概念。最后刘教授形象化提出“靠双腿做学问”，希望充分利用田野方法建构国家的理念，构成一个善治社会。
刘建军教授主旨演讲
本次会议共分为五个场次进行专题讨论。第一场次讨论主题为“从中国经验到政治学理论”。中央编译局陈家刚教授以《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为题进行发言，提出了四个方面问题：第一，如何将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风格、中国话语权、中国智慧等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他认为研究中国经验不能脱离历史、比较、实践的视野，要围绕中国本身历史，传统，事件来进行研究和抽象。第二，中国经验事实从哪里获得？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研究国家、政党等走向研究中国经验中的具体实践、微观现象以及社会问题。第三，如何将中国共产党这个变量放入中国经验研究中？在研究中国经验的时候，我们很多分析框架、分析模式没有把党政机构角色放进去，最终得出的结论就出现偏差，所以，要重视中国共产党这个变量。第四，研究者自身的知识实践与经验研究好坏有很大的关联性，中国的经验研究要到中国的田野中去，学以致用还要学以致知。中山大学何俊志教授认为陈教授观点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纲领、行动指南，与独到的个人经验。但也指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到底指什么？能否总结出中国基本政治改革的明确概念，这里面隐含了基本的学术研究判断。
陈家刚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何俊志教授以《从“中转站”到“集装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叠加式制度化模式》为题，探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变化。首先从背景出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次，如何从学术上测量其制度化？为什么走向制度化？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人大的制度化有其特殊性，目前自主性模式和嵌入性模式均无法解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化。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制度化是一个功能性叠加的过程。
何俊志教授发言
上海市委党校罗峰教授以《社区中的国家：介入与限度》为题发言。他从社区自愿组织角度分析党和国家应如何介入社区，以此理解上海基层治理政治动员的变迁。首先是上海94、95年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再组织化；其次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这就是所谓的一号课题。他认为在这个政治动员中社区格外重要。进一步指出中国语境下，社区志愿组织与国家介入有三种类型：内生型志愿组织、植入型志愿组织、动员型志愿组织。对此，国家可通过党组织嵌入，把党的活动搞到群团队伍里面去；通过合法性认定的方式介入，在社区街道层面设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进行总体注册；通过行政资源支持介入，例如活动资金、活动场地、活动机会的供给；通过体制内收编，如某些特色项目的设立。最后指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共融性以及国家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共存性。未来的重点则是激发社会活力，而不是政府全面代替与包办。
罗峰教授发言
第一场最后，由我系王向民教授带来《理想类型分析如何运用于田野经验研究？》的发言。他从研讨会主题出发，认为可以用比较规范的方法来写作或理解中国经验，从而使研究者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规范层面达致共识。他例举可以把理想类型研究运用到田野经验研究，使实证研究形成一个超越内在的、具体的、统一的解释。尽管由于中西经验不同，我们在理解和评价也有不同，但是通过概念平台让大家能在一个基本判断或者层面上进行讨论，从而建构起一个规范的知识表达体系。紧接着他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从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首先是理想类型方法及其适用性。理想类型由很多具体案例分析构成，并且在思想史研究运用非常多，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特质挖出来。事实上，理想类型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经验性研究，一个是批判性维度，通过这两个维度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经验现象。其次是理想类型分析的两种策略，按照现代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解读和解释，解释偏向于自然科学，解读倾向于阐释，而经验研究旨趣在于解释，强调客观性和价值独立。最后是理想类型分析的学术命名——概念化。中国实证研究需要强调概念，理想类型的概念分析和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分析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可以借鉴比较政治学的概念来深化或者改造理想类型分析的问题。
王向民教授发言
第二场讨论以“历史经验与体制逻辑”为主题。我系郑维伟教授首先以论文《权势转移与组织调适：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增产节约委员会浅析》进行阐述。从时间发展脉络和政治学视野探讨一个动员机构在政治运动中如何运作、内部又是如何构成的，并以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作为分析案例。他认为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运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海节约增产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搞三反运动；第二阶段，上海市委改变上海节约增产委员会内部组织，成立党组干事会（决策机关），五反运动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第三阶段，主要是调整期，顾准、曹漫之退出舞台。最后他总结道，从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运作过程来看，政治动员是推进国家建设和社会统合的基本方式，而组织动员又是政治动员之根本，但从现代国家建设角度看，政治动员只适合非常态政治，法治逐渐成为国家建设的基本方式。
郑维伟教授发言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郝诗楠老师以《中国军政关系的演进及其带来的理论挑战》为题发表论文。他从国内外研究出发，认为军政关系目前至少存在三种模式：“党指挥枪”模式、“共生关系”模式、“权力政治”模式，这些模式并不能够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文武关系的变迁。因此认为应该以“关注变迁、探究根本”的指导原则，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文武关系新形态的实质和形成机制。在改革开放后，技术专家（政治家）在邓小平军改遗产基础上促使军政关系转型走向深入，更进一步军事现代化战略促使解放军转型为“资本-知识型”军队，由此构建起不同以往的新型军政关系。对此，郑维伟教授指出，历史与理论的有机结合对我们研究历史非常合适，并指出任一国家都有军队问题，如何根据战略判断来确定军队投入。
郝诗楠老师发言
复旦大学王中原老师的论文《Conditions for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by Elections in Single-Party Regimes: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ompared》，分析了在非民主体制下选举发挥的作用，并以中国大陆与台湾作为比较分析对象，揭示了选举行使的条件。他的观点是：早期文献认为选举可以巩固政权，但它是有条件的，一是不同地方权力结构下政党是否能控制选举机器；二是选举的机会结构以及反对派策略是怎样的；三是民主体制的合法性结构有没有关于竞争制选举的承诺。他认为，影响非民主国家中的效力的不是有没有选举，而是选举本身是怎样被操作的。最后，他就自己的田野经历认为，田野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远超过资料收集，是收集和数据分析的不断互动的过程，我们要用双脚来做学问，作为一种方法的田野可以尝试在方法论做进一步探究。而对于选举制度的作用和解释，也在现场引起热烈研讨。
王中原老师发言
第三场专题讨论聚焦于“实践中的治理技术”。浙江省委党校的王国勤教授以《制度变迁中的党、国家与社会：一个案例探析》为题，讨论中国政治体制能不能适应或处理好转型时期大量矛盾与冲突？他认为决策精英思想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和创新以及地方政府支持对制度变迁影响重大。中国政治体制总体上是充满活力的，党、国家和社会这种核心制度结构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改革等目标上积极作用不可替代。最后，他认为当下需要思考，关于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与这种关系本身在中国当前政治结构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匹配，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王国勤教授发言
上海财经大学的辛格老师以《中国参与式改革之路径：以地方财政预算沿革为例》为题发表论文。他以地方财政预算制定过程为案例，认为公众参与政策制定非常重要，并比较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三种参与路径，即代议制路径、咨商路径和透明化路径。这三种参与路径尽管均有政府主导发起，但却存在显着区别，包括制度化程度、党政机关与群众互动程度、参与者组成和特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等。通过相应实例比对分析了三种参与形式并得出三种模型，清晰展示了有限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最后他总结，尽管对于这三种参与式改革的发展情况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党必须对民众诉求做出回应，那么这三条道路就成为系统化大规模的参与式改革中可能选择的潜在方向。王国勤教授评论认为文章非常有趣也很有抱负。但在研究方法以及控制变量的选择上存在缺陷。
辛格老师发言
山东大学李振老师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视角提出问题：大量运用新技术的举报机制，是否可能成为运动式治理的一种替代性选择？他从两个问题出发：首先通过展示国家层面技术化举报体系的宏观图景，辅以两个时期的价格举报案例的对比分析，看新技术运用如何改变政府监管的行为模式，以及此间国家和社会互动渠道与方式。其次，追溯A县价格监管体制及举报机制沿革，来看运动式治理模式和举报机制这两种监管模式的历史生成环境；然后通过对价格监管任务的繁重和监管机构内部运行逻辑的呈现，回答为什么被动回应处理举报投诉和间断沿袭旧有运动式治理成为时下监管机构的选择。最后得出结论，新技术运用后的国家监管模式由主动的经常性执法，转变为更多地依赖于日常化的价格举报。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举报投诉体系的形成，并未能完全取代运动式治理。
李振老师发言
第三场最后，华东政法大学的李汉卿老师以《技术吸纳政治：自媒体时代政务微信的功能与限度—以“上海发布”为例》为题发表论文。他指出“上海发布”作为政务微信，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技术支持，满足了公众需求，同时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上海发布”有其功能限度：市民诉求功能缺失、技术服务和跨部门协同性较差等，所以目前过分依赖技术功能，势必会产生治理困境。他认为，要使技术吸纳政治成为可能，必须通过技术改进，吸纳公众参与，进而优化政治过程。同时，国家权力需要向基础性权力转变，政府理念与机制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及领导者要具有战略眼光，并对网络舆论持开放态度。
李汉卿老师发言
第四场主题是“社会治理”。山东大学的王军洋老师以《“事后打击”到“预防性控制”：中央视角下宏观综治策略的演变》为题，研究了八十年代以后中央宏观层面综治策略演变过程。他认为，从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央综治策略从打击犯罪转向了综合维稳，原因是中央适时根据所面临社会问题类型变化做出的反应。他指出这种做法实现了柔性做法的使用，对预防大规模社会事件和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江远山老师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综治策略转变是非常明显的，综治的经验研究在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他从两个角度进一步指出：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口流动等一系列变化，是综治策略转变的一个大背景，我们是否可以将综治放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加以考察；第二，八十年代国家制度层面的变化是促使综治政策变化的又一大原因。
王军洋老师发言
我系江远山老师以《中国的社会冲突如何走向公共化？——基于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一文进行发言。他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冲突日益凸显并呈现出公共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冲突方式和治理过程、冲突的社会性、冲突解决的手段方面。他指出社会冲突公共化是抗争者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建构的结果，尤其是转型中国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形态转变，如经济分层等级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固化等现象，最终形成“弥散性社会冲突”社会性格。另外，他还提到官民冲突日益尖锐化，社会并未形成良好的冲突疏散机制，从而造成社会冲突走向公众化，并逐步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他从建构理论视角出发，希望通过政策调整建构出合理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和公共决策模式改革。
江远山老师发言
第四场最后，我系陶逸骏老师则发表题为《全能型社会治理的格局情境──东北T区案例》的论文。他从社会治理角度出发，围绕东北T区社会治理转型案例，探讨它是如何实现治理转型的？它的规划和变革展现为何种机制？应归为什么类型？在什么样的社会格局情景里产生作用？又面临何种局限？他认为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全能型社会治理结合了普遍依附型社会格局背景，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社会格局背景发生变化，T区顺势而为，以政府主导、全面规划、重组社会、派出人员、由组织向下渗透的形式开展社会治理机制。而机构形式则依托科层规制，逐步从科层岗位向下渗透、扮演角色、呈现为“规制渗透”社会治理机制。面对社会治理格局情景转变，制度变革与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是当务之急。
陶逸骏老师发言
第五场“组织绩效与治理体系”专题。来自武汉大学的刘伟教授以《普通人话语中的政策绩效与政治认同—以保康县三坪村老农民为访谈对象》为题发表论文。他提出政治绩效是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构成政治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他指出建国后农村巨大变迁，使得国家对农民政策绩效发生了很大心理变化，这种变化源自于他们生命历程中对国家政策的直观体验。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刘教授指出老农在面对国家政策绩效时的政治心理时极为复杂，对正负绩效的认知也很难去定义和判断。鉴于此，政策绩效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不是一个简单正相关关系。
刘伟教授发言
上海市委党校的袁超老师以《关系裹挟、科层失灵与官场逆淘汰》为题发表论述。他认为当前中国官场上存在一种逆淘汰现象，使德才兼备的人才型官员遭受排挤、打压，而所谓“清官”更多依靠潜规则获得保护与晋升，从而造成“劣官驱逐良官”的恶性官场生态。紧接着他论证认为，科层制失灵为这种现象出现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逻辑，“关系”也因此不断地从积极和消极两个面相上嵌入到政府用人选人过程中。最后他提及，如何在制度和关系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不是通过制度来规制关系。对此，汪仕凯老师认为，现代国家运作主要靠制度来维持，而并不是取决于个人道德和品质的高低，绩效不一定是人（关系）带来的，更有可能是一个整体性制度规制。
袁超老师发言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汪仕凯老师以《政治社会：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为主题发言。他认为，本土学者做本土化研究首要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基本经验就是以现代国家这个基本框架重建政治大一统。现代国家的核心是直接统治，这种统治必须在社会之中建构支持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政治社会。他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政治社会这个概念，作为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根基。他进一步指出，政治社会是一张网络，民族主义观念、公民身份、阶级划分、政治联盟与政治排斥关系、政党与社会组织、代表分配与选取规则则是编织这张网络的基本要素。同时政治社会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在支配型、妥协型、封闭型、开放型等不同类型之间自由转换。因此作为一种中层理论，政治社会弥合了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理论造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裂，在国家与社会之外提供了第三种理论解释。
汪仕凯老师发言
诸位学者还就相互观点进行了辩论，但围绕着一个基本共识：从田野的经验来建构中国的国家理论体系，通过比较视野和中国田野经验来建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概念表达。
王向民教授会议总结
承续这些讨论，王向民教授最后回顾和总结了本次会议主旨：试图建构学术共同体，建立自己的知识表达和规范，建立纯学术性讨论。他还提出了两点期望：第一，规范性论文的讨论。以后需要树立一种讨论意识，更多给予论文本身建设性的评价，从论文出发去试图理解论文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这是最重要的。第二，关注真问题。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还需要抛开规范性的技巧去讨论中国的现实问题，关注中国未来走向，关注在中国发生的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问题，这是学术共同体建构的宗旨。一天半的会议中，20多位学者运用相对充分的发表和评论时间，展开激烈而丰富的专题研讨和深度交流。11月19日中午，本年度研讨会在场内学者的意犹未尽中顺利落幕。
图文| 陶逸骏 李小艺
编辑| 吴宗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