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其中国启示研究(第一次会议)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其中国启示研究》跨学科工作坊第一次会议

 总结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张振华

(内部讨论文稿,请勿引用)

 

      2017年7月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张振华承担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其中国启示研究》跨学科工作坊项目(项目编号:2016kx036)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沙龙召开第一次会议。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委党校、上海政法学院等单位从事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新闻学研究的十余位老师围绕会议主题先后做了精彩发言。尽管临近暑假,活动仍吸引了来自政治学理论等专业的研究生。

      上午的会议由张振华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学校设立跨学科工作坊项目的意义以及本次会议议程设置上的特征。不同于现在的多数会议,本次工作坊为每位发言人安排了25-30分钟的论文展示时间,以便于发言人充分展示其观点。会议也没有设置专门的点评人,但为每3-4篇论文安排了30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

       上午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耿曙研究员,发言题目是《发展型国家转型的制度理论》。耿曙老师认为,在当今中国,讨论“是否/能 否采用发展型国家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发展型国家能否转型”。他从林毅夫和张维迎对于产业政策的辩论谈起,运用制度主义理论来讨论经济体制的选择与转型。制度主义理论有两种对立主张。一种认为,制度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各种背景下被建构出来并有效发挥作用。因此,一种好的制度一旦被发明出来,它就会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积极采用,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制度竞争的长期结果是,不同国家的制度会逐渐趋同。另一种观点主张,制度必须与一个国家既有的情景相适应。一种有效的制度被移植到其他情境中时,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果。一种无效的制度也不会自动退出,因为制度的利益再分配功能让那些能够从这种制度设计中获得好处的群体成为制度的维护者,抵制着对于制度的拆解和更新。如果维护一种无效或者低效制度的力量足够强的话,那么体制的转型将难以出现,尽管现实中存在更为有效的制度设计。

      发展型国家研究认为,政体将经济增长设定为国家最为优先的议题的能力,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劳动和工会体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王向民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他将中国群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解读为其朝向“民生化转型”的迹象。一方面,群团通过“小机关、强基层、全覆盖”的组织改革来弱化其行政色彩,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化(如引入律师)、专业化(强调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和社会化建设来增强其社会服务功能。中国的群团组织及其变革是既有的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论框架所不能够解释的,是一种独特的“威权-民生”结构。中国对社会的治理日趋精细化,手段更加多样和细腻,这是多数东亚发展型经济体不可比拟的。将中国鲜活和复杂的经验实践,强行套在僵硬和死板的理论框架中,这类做法的局限性会愈发的明显。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也需要一套新的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话语体系。
      张振华以《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中国启示研究》为题申报了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他就该课题的研究背景、主要内容以及难点和重点等进行了报告。他指出,既有的对于中国经验和道路的总结通常从转型经济的视角做出,强调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与其它转型经济体的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是其关注重点。这类研究在取得重要洞见的同时,也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不只是一个成功的转型典范,还是一个成功的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后者正是发展型国家理论尝试解释的议题。然而,迄今为止,一方面,中国主流的经济学者对于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中国经验也没有在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取得应有地位。此外,发展型国家理论内部仍存在较大争议。一是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出现“标签化”的现象,即将所有取得非凡成就的经济体都称作是发展型国家,甚至对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所推行的重商主义,也有学者开始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进行诠释。二是以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为界,东亚发展型国家中出现了“可怕”的割裂:之前它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追赶的典范,之后则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要警醒和反思的对象。他希望通过该课题的研究来澄清这些基本议题,尽量消除理论内部的分歧与争议,弥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割裂。

       他指出, 从发展型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有三种基本办法。一是“找相同点”或类比。可以从政商关系、产业政策、官僚体制、生产型福利制度、国家自主性、金融抑制、合作主义劳动体制、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来发现中国政治经济实践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共同点。二是找差异点,讲述中国故事。在这种方法中,发展型国家能够被泛化定义为“只要有意愿和能力将经济增长设定为国家最为优先的目标与任务的政体都算发展型国家”。中国与东亚其他发展型经济体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是发展型国家,而是中国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发展型国家。三是从案例中找寻发展型国家。案例依据两个维度来选择:一是与政府关联密切的产业、市场和企业组织(如光伏产业、房地产市场、国有企业),二是已经被模式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在讨论环节,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袁超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黄晨熹教授指出,课题需要对发展型国家进行更为细致的概念界定与分类,要区分发展和发展型国家,要在理论上明确发展型国家究竟是一种国家形态还是一种国家类型。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刘伟伟老师援引青木昌彦的理论,指出发展型国家与勾结型国家并非截然对立,在没有恰当制度配合的情况下,发展型国家有蜕化成勾结型国家的危险。与会者还对课题的另一个核心概念——产业政策进行了讨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耿曙研究员指出,并非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产业政策,发展型国家中的产业政策通常具有的特点包括,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集中于可贸易的部门中(出口导向)、集中在少数战略产业和领域中。华东理工大学的陈玮老师指出,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典型表现并非促进竞争,而是通过限制进入来激励企业家积极响应政府的产业指导。因此,政府产业政策形塑的市场结构通常是寡头垄断式的。与会者还就中国模式与道路和发展型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恰当视角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些评述、观点和意见将对课题下一步的研究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下午的会议分两场,第一场的主题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回溯与追踪》。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黄宗昊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发展:起源、演变与展望》。黄老师将发展型国家理论区分为“三代”。第一代发展型国家理论发端于1980年代,主要议题在市场与国家间展开,争论话题是东亚经济奇迹究竟是遵循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还是国家/政府推动的结果。第二代发展型国家理论出现在1990年代,主要议题在国家与社会间展开,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尤其是政商之间的关系对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00年代以来发展型国家研究进入到第三代,学者们开始更多关注发展型国家的转型,尤其是全球化对于发展型国家的可能影响,并逐渐形成了趋同论和转型论两种主张。黄老师还提出了评述这些理论的两个标准,一个是理论的时滞性,另一个是理论内涵简约与详实的取舍。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管理学院陈玮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回归古典发展型国家理论:国家发展策略的比较历史分析》。陈老师指出,东亚发展型国家干预市场和介入经济的方法并不是独有的。英国16-18世纪纺织业的发展,美国19-20世纪钢铁业的发展,以及20世纪初期的德国和苏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等都普遍采用了大体类似的方法。陈老师将发展型国家理论区分为古典理论、前现代理论和现代理论。在比较它们异同的基础上,陈老师认为,成功的国家介入都有一个共有特征,即在发展早期借助国家来推动经济超常发展,但到后期则普遍抛弃这种办法,更多借助于市场力量。这种转变的逻辑在于,在经济发展初期,即模仿阶段时,发展方向明确,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政策标准清晰,政府能够有效监管;发展风险有限,集中有助于创造规模。但在完成追赶,到了创新阶段时,发展方向难判,丧失信息优势;政策标准模糊,开启套利空间;发展风险巨大,集中累积风险。这些变化使得在领先创新阶段,干预更加难以取得成功。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张振华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及其应对:东亚发展型国家转型的韩国样本》。以冷战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环境被认为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形成与维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球化显著改变了发展型国家所处的制度情景,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型国家的解体或过时。发展型国家对新情景的可能回应是多样和动态的,有失效、解体和演变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于1980-2000年间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韩国样本表明,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发展型国家研究本身的政治经济议题,对这类体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后果取决于发展的“外部性”、政治体制转型以及国家能力的变化、危机事件的诊断及其应对方式等。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同样采取政府引导模式的经济体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张老师承认,失效、解体与演变模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可以是发展型国家对于全球化所做的阶段性回应,在200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经济情景的变化,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走向呈现出更大的收敛性。但他坚持,这种横切面或者过程研究有助于识别出真正引起发展型国家转型的因素。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刘伟伟老师的发言题目是《日本为何难放弃核:基于政策终结理论分析》。福岛核事故后,民主党(现名“民进党”)提出放弃核电,从激进到渐进,态度暧昧。自民党上台后则出现了政策逆转,明确把核电作为基荷电源,重启核电站。政党庇护、利益绑架、监管虚设与核武野心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日本根本不可能放弃核电。就核电的未来,日本国内出现了拥核和弃核的政策联盟。拥核联盟主要由长期执政同时又是日本核电创始者的自民党、力量强大且与政治家和官僚勾结的经团联等工商业团体、电力公司、核电站所在的地方社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经济产业省等监管部门构成。弃核联盟主要由执政根基不牢的民主党和力量较弱的市民团体、工会、知识分子和新能源界构成。双方都基于各自立场进行了政策论证。弃核联盟影响力相对薄弱、意见分散,难以有效组织,虽然能对政府决策形成一定的压力,却无法与拥核联盟抗衡。日本一直打着核电开发和和平利用的外衣,研究核技术,积累核燃料,研发核武之心不死。安全焦虑使得所谓“军民两用”,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打着核电开发的外衣来研究核技术,积累核燃料,寻找机会来搞核武器。作为发展型国家的原型,日本的经验一直是东亚发展型国家关注的重点。刘老师的研究,尽管聚焦的是一个具体个案,但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日本官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这些政治特性对于日本发展型体制的建构和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下午第二场会议的主题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黄晨熹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我国的福利体制:中国特色还是东亚模式》。黄老师认为,社会福利有两大终极问题,一是福利体制,二是福利走向。所谓福利体制是福利生产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的分配方式。对于福利体制目前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将东亚福利体制看作是生产型的主张来自于何立仁(Ian Holliday)。在生产型福利体制下,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通过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等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社会政策,福利体制扮演着辅助经济发展的角色。生产型的福利制度将有限资源投入积极福利政策上,集中于投资型社会支出而非消费型支出上。在此基础上,黄老师提出要从社会主义国家、快速转型国家、福利文化等三个角度来理解中国福利制度的建构基础与逻辑。我国福利体制与东亚生产型福利制度有相似的一面,体现为以社会保险为核心、按社会地位区分的福利制度;基于供款制、具有资金积累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领域采取补缺主义的方法。不同的一面包括,我国改革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明显不同。另外,我国仍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基础和东亚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此外,黄老师还指出,东亚发展型国家内部的福利模式也有重要不同,将东亚福利模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做法是否合适,也值得进一步推敲。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易妍老师专注于政治传播研究,她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剧场化政治:中国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制度与仪式》。她注意到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所谓的going public现象,即政治领导人在公众面前参与推销自己或者政策的一系列活动。走向公众的例子包括:电视记者招待会、面向公众或者特定公众群体的公开演讲,对国内公共场所的访问,全国直播的庆典活动或者晚会等。她援引Goffman所提出的“剧场化政治”的概念来探讨权力如何转化成权威?政治现实如何通过仪式、符号等方式进行建构。她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个案来尝试揭示中国政府如何在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后与中外记者就有关谁提问以及问什么进行谈判。她剖析了记者招待会中的话题管理、前台设定的艺术,尤其是如何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她的最终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走向一种更复杂多元的宣传模式,正在经历从硬性的行政管理到民主的信息管理过程。

       相比于东亚发展型经济体,中国的规模更加庞大,区域差异明显,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的发展型体制经常被称作“地方发展型国家”。中国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的激励来自何方,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在激励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和防范其滥用权力之间找寻平衡的,这一直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晨晖学者陶逸骏老师的发言题目是《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治权控制与政治化逻辑》。在援引了周雪光所提出的“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和曹正汉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等理论后,他注意到近期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发生的新变化,意识到这些变化对于地方官员的可能影响。一是地方官员 的创新积极性在下降,二是“庸政懒政”现象有所抬头。针对这种现象,中央采取的办法是政治先行,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但这种努力的实际效果如何,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在两场会议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针对陈玮老师等人论文,张振华认为,信息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存在。发展型国家更为进取性的干预之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能取得积极后果,其原因在于,发展型体制拥有一套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更为密切的政商关系也有助于矫正政商间的信息不对称。黄宗昊老师、王晓飞老师等对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或发展型产业政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不能对产业政策做泛化理解。发展型国家中的产业政策体现的是政府对于市场的领导,而不是对市场的追随。追赶也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因为发达国家同样在发展。与会者普遍认为,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产业都会处于领先阶段,总是有些产业处于领先阶段,有些处于追赶阶段,因此,发展型国家可能会有更长的生命力。

      在会议的最后,张振华向与会者表达了感谢,希望大家投入更多精力进行发展型国家研究,也希望相关学者继续关心课题的研究进展。《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追踪及其中国启示研究》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次会议预计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举办,届时我们将邀请来自产业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尤其是老龄化对于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影响)等方面的专家与会,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届时继续支持,向我们展示更为精彩的成果。

 

 

政治学系

201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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