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时报丨杨建党:上海京剧界与抗日救亡运动
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自清末京剧传入以来,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京剧表演中心之一。时人描述:“大小戏院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上海京剧界感怀家仇国恨,奋起战旗金戈,弘扬梨园界的进步精神与战斗传统,与祖国人民一起积极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洪流。抗战胜利后,著名文化人田汉曾赋诗赞誉:“烽烟九载未相忘,重遇龟年喜欲狂,由检杀宫尝慷慨,徽宗去国倍苍凉。留须谢客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
  以剧抗争
  抗战期间,京剧艺术积极为抗日救亡服务。上海京剧界以剧抗争,利用新编抗日京剧作武器,来进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新编京剧借古喻今,或以民族英雄为主人公、或以国仇家恨为大背景、或以抵御外侮为主剧情,发挥了抗日宣传、动员民众的积极作用。

上海梅兰芳故居

  “九·一八”事变后,“伶界大王”梅兰芳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以反侵略为主题的京剧剧目。《抗金兵》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集梅兰芳、林树森、姜妙香、金少山、王少亭、萧长华、刘连荣等京昆名角之盛,其抵抗异族侵略剧情激起观众巨大共鸣;《生死恨》曲折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与反抗精神。其中《夜诉》一场,梅兰芳的唱做俱佳,刻画了韩玉娘在国破家亡情景下凄清苦寂、思盼亲人的复杂心情。“麒麟童”周信芳根据明清之际历史编演了《明末遗恨》、《洪承畴》、《董小宛》等。其中,《明末遗恨》演出达半年之久,场场爆满,轰动一时。周借戏中饰演的崇祯皇帝之口说:“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台上、台下群情激愤,每一位观众都受到深深的感染。
  “八·一三”战役后,为推进抗日宣传,包括京剧界人士在内的文化界于10月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召开“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筹备座谈会,随即成立以周信芳为主任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主要指京剧)部”。上海京剧界积极行动起来,以周信芳等人组成的移风剧社和剧作家欧阳予倩等人组成的中华剧团做出了重要贡献。移风剧社新编了《温如玉》、《香妃恨》、《徽钦二帝》、《文素臣》等。其中,周信芳在《徽钦二帝》中饰演的宋徽宗激愤地唱到:“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在日伪压力下,该剧仅演了21天便被英租界工部局停演。周又在卡尔登戏院舞台两侧贴出不可能上演的《史可法》与《文天祥》两剧的新戏预告以激励观众;《文素臣》创造了1939年上海剧坛的奇迹,曾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有“万人空巷来观”之说。当时《申报》评论:“真有‘不看《文素臣》,不是上海人’之慨。”中华剧团新编了《新玉堂春》《渔夫恨》《梁红玉》《桃花扇》等。其中,“江南名坤”金素琴在《梁红玉》中塑造了中华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极大地振奋了人心。郭沫若在观看演出后当场赋诗:“昔有梁红玉,今看金素琴。千秋同敌忾,一样感人心。”金素琴因演出了大量具有进步色彩的京剧,“故有‘前进阿姐’之称。”
  罢演明志
  京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艺术的代表,一度被称作国剧。正因为如此,对于京剧及其艺术家,日本侵略者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征服欲,希望通过威胁、诱惑、甚至杀戮等形式奴役京剧及其艺术家,使其在强权之下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消融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与抵抗心理。然而,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英勇抵抗。上海京剧界当时有两个人罢演明志,不与日寇合作,不为敌人所用,表现出铮铮铁骨的高贵人格与民族气节:一个是称“腰伤”而不肯登台的盖叫天,另一个是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活武松”盖叫天剧照

  抗战期间,武生一代宗师盖叫天虽然生活贫困,但拒绝参与主持上海日伪文化特务机关操纵的打着“发扬武术”幌子的所谓“上海国术促进会”。 盖叫天宁可在中山公园、复兴公园与民间自发的武术锻炼者切磋技艺,也不参加日伪的相关比赛活动。大汉奸邵式军送来万元巨款请其破例唱堂会,盖叫天坚决拒绝赴会。1942年,汉奸为粉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组织了一次京剧演员大串演,定下《铁公鸡》等剧目并自作主张地在报纸上将盖叫天列为主要演员。演出之日,盖叫天故意躲开、拒绝到场。次日,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盖叫天从容对答道:“我没有读过书,目不识丁,我夫人也不识字,况且我们家里从来不订报纸。”日宪兵头目仍不甘心地希望盖下次出演。盖叫天托词拒绝说:“我今年54岁了,50岁时演戏跌断腿,这是大家知道的,不能演出了。”日宪兵泄气而退。
  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抗战期间,梅兰芳长期定居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的 “梅华诗屋”。1937年冬,梅兰芳曾以将赴香港等地演出为由,拒绝了日军电台上播音“邀请”。1941年后,留居香港的梅兰芳为了避免为日所用毅然留起了胡须。这就是著名的梅兰芳“蓄须明志”事迹。1942年,梅兰芳回到上海。汪伪政权许诺梅兰芳担任京剧团长并率团进行慰日巡演,梅以蓄须为由予以回绝。日伪曾企图胁迫梅兰芳赴北平为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做演出,梅冒着生命危险注射了伤寒预防针引发高烧,日伪诡计再一次落空。1945年10月,息演八年的梅兰芳才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梅兰芳蓄须明志的事迹大张国人志气,一著名报人曾评论说:“当他蓄须的消息传到大后方,‘梅郎忧国’被报纸以大字标题刊出后,真不知有多少男女看了既兴奋又感慨,一样光头白脸嫩皮肤,梅是多么正气,汪精卫却那么邪气。”
  义演募捐
  义演发端于上海京剧梨园界。伴随上海成为全国工商业中心、国际性都市的历程,梨园界市民公益意识逐步成长,将自身命运与国家进步联系在一起,经常通过义演等形式来筹资进行重大社会活动。抗战期间,国家、民族巨大危亡更加激发了上海京剧界人士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为抗日将士、难民开展义演募捐活动。
  “一·二八”战役刚爆发,梅兰芳就参加了北平的京剧义演,为淞沪抗敌将士筹措了一笔不菲的医药费。举家迁沪后,梅兰芳积极参与了上海京剧界为奋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的义演募捐。1933年2月,周信芳请天津《大公报》报馆将一百元转赠热河前线将士。这件事还有一段缘由:某日,由于十分欣赏周信芳的精湛表演,一前清宗室送给剧社一百元大洋并等周去“谢恩”。周对此微笑道:“他送钱给我们,我们就收下。但决不去谢这个恩。我们就来个‘借花献佛’,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抗日前线的宋哲元部队。那边比我们更需要钱。”“八·一三”战役期间,上海组建了包括京剧演出在内的十三支救亡演剧队,为抗日队伍进行义演筹款,梅兰芳、周信芳、高百岁等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包括京剧界人士在内的上海各界民众对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给予无私援助,通过多种形式慷慨解囊。在各界抗敌救援会发起的救国捐运动中,仅一个月内就筹集到救国捐150余万元之巨。9月24日至26日,上海市伶界联合会与上海市播音业公会为慰劳在前线英勇抵抗的将士,联合组织劝募广播演唱活动,梅兰芳、周信芳、小达子(李桂春)、李少春、林树森、粉蝶仙(白玉昆)、高百岁、陈鹤峰、杨瑞亭、芙蓉草(赵桐珊)等名家或名票积极参加。这次上海京剧界的劝募活动共收到捐款13600余元。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规模巨大的难民群体。上海京剧界开展的义演募捐在一定程度上为水深火热中的难民提供益处。1935年9月,平和票房票友演戏筹资救济苏北难民;同月,杜月笙等发起并商请沪上名票及梅兰芳等人在法租界黄金大戏台演戏一月赈济各省水灾难民;1937年“八·一三”战役期间,周信芳、林树森、小杨月楼(杨慧侬)、小桂松(潘鼎新)、金素琴等演员在共舞台为难民救济募捐义演。1939年11月,章遏云等演戏筹资救济天津难民。除参加义演,周信芳还与夫人设法筹了一笔钱,购买了一批粗布、棉花,他夫人发动闺中友好缝制了一批棉衣,送去救济受难同胞。
  维系国粹
  作为国粹,京剧具有稳定的城市市场,绝大多数京剧从业者在京、津、沪等大城市安身立命。抗战期间,特别是上海“孤岛”与沦陷时期,除少数剧团及其艺人外,大多数只能在日伪铁蹄下以技谋生、卖艺疗饥。在异常恶劣条件与极大危险环境之中,上海京剧界没有推卸自身使命与责任,仍然尽一切可能艰难维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932年,周信芳、周五宝、刘斌昆、王瀛洲等组织移风剧社,希望通过戏曲教化转变当时上海苟且偷安、妥协投降的风气。移风剧社坚持在演出中探索戏剧变革,受到观众热烈欢迎。1937年盖叫天举家迁至上海兴安路宝康里,先后在更新、天蟾舞台等演出《就是我》《武松》《三岔口》等。1944年,盖叫天与高盛麟、叶盛章等合演了《三盗九龙杯》《莲花湖》《艳阳楼》《四杰村》等。盖叫天实践中坚持创新,形成盖派艺术这一优秀海派代表。其他如张翼鹏、小小桂元(李仲林)等主演的连本戏《西游记》,林树森等主演的时装戏《枪毙阎瑞生》,毛剑秋、赵松樵等主演的《火烧红莲寺》,赵如泉等主演的《宏碧缘》,小达子(李桂春)等主演的《大红袍》,陈鹤峰主演的《黄天霸》均达到较高艺术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重视对沦陷区戏曲实践的领导。1943年12月,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吕君樵、曹寿春、李瑞来、何毓如等组织“艺友座谈会”开展戏曲演出活动。
  尤其在上海“孤岛”时期,租界内的京剧演出市场较为活跃。平、津名角如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荀慧生、俞振飞、叶盛兰、叶盛章、奚啸伯、杨宝森、王金璐、李万春、张君秋等或主动南下、或接受邀请频繁赴沪,有的如芙蓉草(赵桐珊)、姜妙香、钱宝森、魏莲芳、赵济羹等甚至在上海定居。1943年,言慧珠在天蟾舞台与童芷苓在皇后大戏院同时演出。言、童均为当时著名坤伶,言以青衣见长、童以花旦知名,台上竞争似火、台下观者如堵,成就上世纪40年代海上梨园一段佳话。应该说,京派与海派京剧艺术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艺术欣赏的不同需要,活跃了上海京剧舞台,推动了上海京剧艺术发展。
  “薪火相传”,离不开后续人才。1939年,上海戏剧学校在法租界白莱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41号)成立。该校由林康侯等组成校董事会,袁履登、许晓初任名誉校长,陈承荫任校长。在教学中倡导优秀传统、摒弃封建弊俗,注重吸收京朝派唱念做打风格,开设把子、武功、学戏、排戏等专业课与国语、常识等文化课,共招收186名学员。该校教学成果良好,培养出关正明、陈正岩、钱正伦(钱浩亮)、顾正秋、孙正阳等一批优秀学员。1944年,该校最终在艰难中停办。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政治学系

2016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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