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社会科学报》文摘版2016年3月24日转载；“澎湃网”2016年3月23日转载）
摘要：巴黎恐袭案使得整个世界再一次将惊惧的眼光转向“伊斯兰国”。代之以各种“定性”式分析，我们需要关注“伊斯兰国”兴起的时刻——“冷战”之后的所谓“历史终结”时代。本文前半部分分析“历史终结”时代的结构性状况，旨在揭示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与这个时代下真正具有实质力量的支配性逻辑、及其具有“矛盾语”特征的内在定势；后半部分则集中性地分析作为政治模态的“伊斯兰国”之结构性成因，及其所依托的以全球资本主义为“母体”的（准）神学政治形态。
关键词：巴黎恐袭案；“伊斯兰国”；全球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内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研究”（13CZX059）
ISIS at the Era of the “End of History”: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Analysis
Abstract: The recent terrorist attacks across Paris turns again the Worlds’ frightened eyes to ISIS. Instead of launch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moment of the rise of ISIS, which is, the so-called the Era of the “End of Histor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first half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uctural constellation of the present era, with the aim of revealing the “double-bodies” structure of liberalism-(global)capitalism, and its “oxymoronic” character functioning as its fundamental limit. The second half concentrates on analyzing ISIS as a political model, and the terrain it dwells on – a (quasi)theological politics based on the matrix of global capitalism
Key Words: Paris attacks; ISIS; global capitalism; liberalism; implosion
2015年11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整个世界以比看向“9·11”后“基地组织”更为惊惧的眼光，看向九年多前便已宣称正式建国、同时相当长时间内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形态存在的“伊斯兰国”。[i]学者与分析家们纷纷惊呼：二十一世纪的政治，将无可避免地被“基地-伊斯兰国”所表征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模态所定义，其特征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而是文明与文明之冲突，甚至是文明与野蛮之对抗。[ii]而我提议，代之以此种或彼种的“定性”分析，有必要首先去分析的是，该模态兴起的时刻：“伊斯兰国”之兴起，恰恰是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自由民主获取“历史终结”地位的这个“后历史”时刻。
“历史终结”这一理念脱胎自黑格尔主义政治哲学，二十世纪经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之阐释而闻名、并由其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89年发表的宏文而为人所共知。福山在那个重要时刻宣称：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正走向“终结”，“冷战”行将结束，而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便是历史的“终点”。[iii]诚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迅猛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展现了“历史终结”时代的蓬勃气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或被卷入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
提醒关注“伊斯兰国”所兴起的这个时刻，恰恰不是要去简单地指出，这一现象证明了“历史终结”是个幻像。而是正相反，在本文中我要尝试指出的是：这一现象本身恰恰正是“历史终结”时代的独特产物；换言之，只有“历史终结”时代（而非“冷战”时代或此前“热战”时代），才能生产出那（即新又旧的）“伊斯兰国”模态。下面我的分析，将分作两个层阶展开：第一层阶针对当下这个“历史终结”时代的结构性状况，第二层阶针对这个时代下的“伊斯兰国”模态。
前提性分析：“历史终结”时代的政治哲学分析
自由主义，按照福山的观点，在“历史终结”时代已经取得了终极胜利——自由主义将不再有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真正对手。[iv]“苏东阵营”的崩盘性垮台，意味着现代性两大根本理念——自由与平等——的另一种替代性方案（即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坍塌的事业（lost cause），不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甚至和“国家社会主义”一起，沦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两种形态之一[v]）。自由与平等只有在自由主义中，才得到了真正有效而稳定的制度性安顿——罗尔斯（John Rawls）发表于九十年代初的“政治自由主义”，正是关于此种有效而稳定之安顿的一个主导性的政治哲学企划。[vi]
然而，自由主义的问题，恰恰是它有一个阴暗的分身（shadowy double），而它自己结构性地无法同那个身体断开——该身体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使得前者无法对自身之理想贯彻到底，而只能成为一个“半吊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核心便是人民的民主-平等主义主权（democratic-egalitarian sovereignty），但即便进入了自由民主大获全胜的“历史终结”时代，人民真的有权吗？资本主义将基于平等理念的政治选举（即，平等性的一人一票）蜕变成一个基于金钱、媒体、表演、博弈的大型狂欢游戏。从本根处言，资本主义系统实质性地制造不平等，制造政治的无权者、被排除者（the excluded）、乃至“赤裸生命”[vii]，它使得自由主义的平等、人权（自由）、法治[viii]诸核心理念皆无法被彻底地贯彻到底。
资本主义并不奉持自由主义所宣扬的那些理念/理想（idea(l)），它所遵从的逻辑，即为资本的逻辑——资本的拥有者，总是希望能够将它投资到可以产生最多利润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之所以同自由主义是一个“双身”之体，就是因为它们在本根处共享同一个预设，即著名的“合理-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 man）预设——亚当·斯密与霍布斯（洛克）[ix]都以该预设为其理论大厦的基石，资本主义市场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典范叙述便分别建立其上。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逻辑，亦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所同源导出的逻辑。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苦心孤诣所设计的“无知之幕”，也正是实质性地建立在“合理-经济人”预设之上：每个处于“无知之幕”下的人，皆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进行思考（典范性的“合理-经济人”）。
资本之追逐自身最大化的“合理性”逻辑（rational logic），便使得资本主义生就如下的内在定势，就是它必须使资本保持赢利性积累；换言之，它必须不断提供给资本以赢利性投资的地方，使之不断增长。资本不能睡在银行里（银行给的“利息”亦取决于它能否将钱有效贷出去），找不到赢利性投资的地方就意味着贬值。资本主义这一自身的内在定势就使得，其发展绝不能停，停就意味着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续坍塌（资本被迫睡在银行里、经济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失业、资本大幅度贬值……），最后一路形成总体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生成性机制。
2008年以降肇始于美国、最终造成全球金融大衰退的“次贷危机”，就是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将资金贷给欲购买住宅、但不符贷款标准的借款人（“次级贷款”）；而作为保险措施，如果借款人在偿还抵押贷款时拖欠，贷款人就可以依贷款里的实收款项依法占有房产所有权，通过法院将其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我们看到，通过贷款给低收入者，表面上是推进自由主义之自由、平等理念，帮助穷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中产阶级梦（“美国梦”），然而其背后根本的动力却实是资本的逻辑，即资本不能睡在银行里，必须找到（或“创造”）赢利性投资的地方。并且显而易见的是，这种面向“次级”借款人的金融操作，最大程度保护的，乃是金融机构的安全，因为若借款人拖欠债务而不按约还钱，贷款人可以合法地直接侵吞其房产。[x]然而，这类本来对金融机构而言相当“安全”、在既有制度下被认定为“合法”的操作，却根本性地以前述资本主义内在定势为预设，即预设经济总量始终会保持增长（“次级贷款”的案例，即以房产会继续升值为预设[xi]）；换言之，这类为了使资本能继续保持增长的金融操作，以资本总能进一步增长为预设。它构成的是一个反复“提前透支”的自我繁殖系统。
不幸的是，2008年的美国刚经历了一轮互联网和股市泡沫的破灭。增大的失业率导致许多“次贷”借款人无法依条约按时还款，这就致使由金融机构依法占有而进行“法拍”的房屋大量增加。[xii]法拍和待售房屋库存的增加，则直接导致市场上住房价格下滑，从而进一步降低其它所有房产业主的抵押资产的净值，导致更多的业主处于违约或法拍危机边缘：房价的大幅下降[xiii]，导致许多借款人的住房净值为零或者变为负资产；换言之，他们的住房价值已低于其抵押贷款（这意味着他们还欠着银行的钱，都能够直接在市场上买到比自己住房更好的房产）……于是，大量借款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同他们的抵押贷款“脱离”并放弃住房，这便大幅度加剧法拍屋的增多与房价的继续下滑。法拍屋价值的大幅跌损、以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之价值的下滑，转而全面削弱了银行的净资产和财务状况。而此前银行已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出售抵押贷款的付款所有权来降低自身风险，并在房市繁荣下吸引来各大金融机构的投资，然而当房价大幅下降时，各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便迅速丧失了其大部分的价值（雷曼兄弟就这么破产的）。金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信用衍生商品，原本是金融机构用来确保自身规避风险、免于倒闭的工具，然而却使得那些同按揭贷款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型金融机构也被快速拖入“次贷危机”中……[xiv]最后，“次贷危机”便一路迅速演变成全球总体性的金融大崩溃。
故此，资本主义的制度核心，就是其增长不能停滞（资本必须保持赢利性积累），一旦整个社会经济增长转为缓慢、乃至处于停滞的状态时，随之而来便很可能是大幅度的倒退与萧条，“财富”急剧缩水乃至彻底蒸发。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如罗尔斯等所严重忽视的问题：“那种曾在几个世纪前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并推进了各种更深层次的积累的那种简单掠夺的原始罪恶，最终必须不断被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会突然停止”。[xv]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社会性的恐慌与动荡一起急剧蔓延，罗尔斯所念兹在兹的自由民主社会之“稳定性”问题[xvi]，恰恰建立在资本必须不断保持赢利这一资本主义内在定势之上。[xvii]故此，对于资本主义秩序，其内在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如果资本的赢利性出口无法被找到（或被“创造”），怎么办？诸种金融创新工具（如“次贷”）只是以叠床架屋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系统做各种深度性的壁沿开撑（也使得其繁荣更加脆弱与表面），它们仍然倚靠实体经济层面有效的赢利性增长；换言之，金融创新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往往使得前述根本问题一旦爆发，情况会更加灾难性。
以资本逻辑（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系统，一旦当碰到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乃至已经完全饱和、激烈竞争使得投资无法继续找到赢利性出口的状况（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量滞销，除非亏本卖出去）时，只有以下两种方式能够使其保持发展定势而不至遭遇全面的经济危机：时间上的推延，与地理上的扩张。用哈维（David Harvey）的著名术语来说，即“时间性修复”（temporal fix）与“空间性修复”（spatial fix）。前者指在社会中一些基础领域进行长期的投资（如教育、科研研究），后者则是往别处寻找新的市场。[xviii]晚近中国大量修建各种高速公路（尤其在中西部地区等明显短期内收不回投资的地方大量修建）[xix]，就是采取“时间性修复”的手段：钱不能死在那里，总要找活干。究其根本而言，“时间性修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暂时押后危机（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刻，从而延后可能的经济危机），以期待在这过程中能找到别的投资性机遇。并且，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下，长线投资在时间上稀释了利润的价值（就如同炒家在股市上被“套牢”，尽管可能若干年后这笔投资还是能获利，但这实际上已成为一项失败的投资）。[xx]
与之比较，以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操作来应对经济衰退，要有效得多。正是资本的这种“空间修复”逻辑，是“全球化”浪潮的最根本的动力——资本总是在空间地理层面上向高利润、低成本的位置移动。在一个竞争激烈市场饱和的地区已无法取得盈利的剩余资本，在另一个相应市场还未开拓的地区，却可以继续取得高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实质上乃是资本主义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全球化使资本拥有了完全摆脱其各种对抗性力量的能力：如果某地工会的保护力量太强、福利政府的税收太高抑或监管太多，资本可以直接撤离，转移到其它地方。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了各国及其各层级政府的一个主要行政目标时，资本已然彻底战胜国家，正如今天许多巨型跨国企业完全拥有不亚于一国政府的体量与力量。
历史性地来看，这种溢出性的“空间修复”，使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不断进行地理扩张——通过打开新的地区之市场（从野蛮的殖民侵略或文明的外交“通商”），使自身国内的剩余商品得以输出（不用因为卖不掉而价格跌落，从而导致整体资产缩水），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换言之，正是应付过度资本积累（大量盈余资本在国内找不到赢利性出口）的危机，产生出了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新式殖民或者“美国式殖民”模式：该模式并不直接派总督过来统治殖民地、以军事方式占领殖民地，而只是要求开放市场。要占领与统治是帝国逻辑（或者说前现代逻辑）；而就要市场，才是资本逻辑——让自身的资本可以继续找到赢利性出口，并且免除了高成本的殖民地管理（包括镇压当地反抗，等等）之繁重任务。[xxi]很有意思的是，这种新式殖民模式后来却被叫作“帝国主义”，其实它恰恰遵循的不是帝国逻辑。正如阿伦特所言，“帝国主义不是建立帝国，扩张不是征服。”阿伦特对“帝国主义”作出了如下精彩分析：“帝国主义扩张由一种奇特的经济危机所引发，过度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剩余’货币出现，在本国范围内再也无法找到生产性的投资场所”。[xxii]如前文分析，这时就会出现负的经济增长率、并引发资本大幅贬值。
在“美国式殖民”模式中，殖民地即便没有钱都没关系，可以先赊账——我先借你钱，让你来买我产品。[xxiii]直到今天很多美国式“国际援助”，不是真的援助，其实也是先让你欠着（即，向没有可资交换的商品或货币储备的“赤贫地区”主动出借货币，并让对方用这些货币来购买自己的剩余商品），并且以开放市场准入作为前提条件。在这种“美国式援助”下，许多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成为了剩余资本的“接收器”，从而进入资本流通的“全球化”体系。[xxiv]而“国债”的偿还，则使得资本输出国（债权国）成功规避资本的贬值，而风险完全转嫁到接收国（债务国）身上。即便当年那被认为最能体现美国普世理想的“马歇尔计划”（1947-1951年间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助其重建的计划），实际上亦没能超越出此种“美国式援助”框架。[xxv]
可见，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内在固有的趋向。换言之，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的系统：其自身的稳定，关键性地建立在向“外部”的溢出。那么，倘若不再存在那样的“外部”呢？今天“历史终结”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便恰恰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由于运输与通讯产业的长足发展，就资本的移动而言，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一个主要的变化便是——空间在不断“收缩”。诸如路程阻力等等十九世纪时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今天在那压缩了的“地球村”里，都早已变得相当边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展，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饱和，很多国家曾经是作为剩余资本的巨大吸收者而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后自身也已逐渐转变为剩余资本的生产者。如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在八十年代、台湾在八十年代末，都开始从纯粹的接收者转变为纯粹的输出者。中国八十年代以降通过制度改革而开放出它的巨大市场后，立即吸引来自西方各国乃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等等地区大量金融资本的涌入。但现在已然“大国崛起”、产能大幅过剩的中国，亦正在快速转变成资本溢出者：2009年初，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额度已大大超过第二位的日本，稳居全球持有美国国债第一的宝座。从那些在海外到处疯狂抢购奢侈品的中国大妈们和富二代们处就已能看到，中国富人真的太“有钱”了——剩余资本用不掉，就只能任由家人疯狂消费，“买买买”。[xxvi]而2015年夏天李嘉诚被媒体爆出正在从中国大幅度撤资，甚至有官方媒体喊出“别让李嘉诚跑了”[xxvii]口号。其实“李跑跑事件”就是资本的逻辑所致，和李嘉诚本人爱不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在今天也越来越难跑，最后是无处可跑）。基因的逻辑——因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开创性著作——被形容为“拔鸟无情”（post-consummation apartness），其实，这精准描述了资本的逻辑：一旦市场饱和，资本拔腿就跑。[xxviii]
然而，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地趋向整体性饱和。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历史终结”时代的困境：“空间性修复”的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彻底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大同”、“地球村”），恰恰意味着该逻辑无法进一步扩展；随之伴生的是，可供倾销商品的空白市场没有了，转嫁危机的空间越来越窄。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等经济危机中，许多国际资本通过及时的资本外逃而把经济灾难留给当地地区，等当地政府大量注资使风暴平缓后，那些撤逃的外资才以国际剩余资本的形态重新进入，以最低价购入当地那些遭到贬值后的资产，从而大获其利。然而，当全球金融高度一体化后，投机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矩阵中已日趋陷入无处可逃之境。在这个“历史终结”的时代，经济危机的“爆炸”（explosion）形态越来越转化为“内爆”（implosion）。[xxix]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将各个国家高度捆绑在一起（譬如，中国崛起转变为资本溢出国后，其选择就是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一旦产生危机就只有连锁性“内爆”了，谁也不能完全逃离、彻底置身于爆炸之外。我们看到，金融危机越来越不会再只是“某某地区的金融危机”，而是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属性：对比97年亚洲风暴，十年后美国“次贷”这种初级的、面向普通老百姓的金融操作，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力量本应远远小于当年对金融系统发动蓄意冲击以谋取暴利的对冲基金的威力，但“次贷危机”竟如此迅猛地将这股崩盘性的冲击力从美国迅速传递到全球，引发全球性衰退、经济萧条与社会恐慌。这便是“历史终结”时代资本主义深度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
如前文所分析的，当资本主义系统内剩余资本的“溢出”不再能找到转移的出口时，那么资本就会在经济的衰退中直接贬值：以前在“外部”让别人爆炸（ex-plosion），在一个深度全球化了的、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里（资本已无法或无处转移），只可能是别人自己一起炸，“explosion”亦是“implosion”，无人能幸免。其实，“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语（oxymoron）[xxx]：资本主义真正扩展到了全球，就恰恰无法再有效地自我维持（在这个意义上确实进入“终结”时代）。它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各种“自爆”，最后整个秩序在一个无可化解的大爆炸中崩溃。[xxxi]那是因为，全球范围的过度资本积累（找不到赢利性出口），势将带来一轮又一轮全球范围的经济-社会危机——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皆纷纷被迫陷入破产、乃至政府亦陷入破产（如冰岛、希腊等等）……
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大规模大范围的金融海啸是无从避免的：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财富被深度毁坏，一些受灾相对较轻的资本家则趁机以极低的价格购入经过大幅贬值的资本资产，从而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实是一个自杀性的系统：只有找死（“内爆”），才能继续苟延残喘（大家都希望这次死的不是我）。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慢慢挺了过去。在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全面的经济危机，才能使得剩余的资本找到赢利性的出路，才能带来之后的一轮经济增长（或者说“复苏”）。然而，随着全球化不断进一步深度化，每一轮“内爆”后的复苏将会越来越困难。[xxxii]这就是“历史终结”时代的新常态，或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巴黎恐袭案后所说，“正在持续中的骚乱，应被视作世界新秩序的真面目”。[xxxiii]
进阶性分析：“伊斯兰国”是一个怎样的毒瘤？
上一节详细分析了本文论题的前半部分，紧随着分析展开的逻辑，我们进入到它的后半部分。让我们重新回到文首提出的问题：“伊斯兰国”为什么兴起于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历史终结”后的这个时刻？我的分析是：那制造“巴黎屠杀”的“伊斯兰国”，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内爆”的一个形态，更精确地说，是这个自爆、自杀性的、制造巨大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内爆”激裂化后，爆出来的一个“变态”。
首先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巴黎恐袭会激起如此巨大的全球性恐慌，而此前在各地的恐怖袭击却没有？就在巴黎恐袭案一天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个居民区发生自杀式炸弹攻击，至少造成逾40人死亡，200人受伤，为什么远远没有受到关注？[xxxiv]奥巴马总统在袭击案发生当晚的演讲中说道：“这不仅是一次对巴黎的袭击，不仅是一次对法国人民的袭击，这是对全人类的一次袭击、对我们所共享的普遍价值的一次袭击”。[xxxv]巴迪欧（Alain Badiou）针对奥巴马这段话评论道：“话说得没错，问题出在奥巴马并不是在每发生这样的事件就会采用这样的措辞。在巴黎发生是为反人类，但在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就不是了？因为巴黎属于西方。我们应该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即是有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代表着人类。”[xxxvi]巴迪欧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实际上，巴黎恐袭案与发生在伊拉克、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暴恐事件之别，恰恰正是“内爆”与“外爆”之别：巴黎街头的屠杀和纽约双子塔坍塌（以及2013波士顿爆炸案、2014年悉尼劫持案）一样，激烈标识出了那份“深度全球化”下无处供藏身于“爆炸”外的终极绝望。
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伊斯兰国”自是一个长相狰狞的毒瘤。从一个“理性的-合理的”（reasonable-rational）现代人眼里看出来，“伊斯兰国”简直就是一个疯狂的、不可“理”喻的恶魔：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巴黎恐袭案等等）、绑架各国公民、利用现代社交媒体（YouTube、Facebook等）传播“前现代”斩首处决[xxxvii]、设立奴隶市场（贩卖基督徒、各种少数族裔妇孺等等）、疯狂破坏古文物（文物走私）、征募童兵、强制割礼乃至强征性奴[xxxviii]……然而，对于“伊斯兰国”，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就是邪恶本身（the Evil itself），在里面一切人都是有罪，所以他们杀起人来毫不眨眼——在他们眼里就没有什么“平民”与“军事人员”这种现代区分（世俗的区分）。“伊斯兰国”所要做的，就是彻底摧毁这个秩序里的一切，重新恢复神圣的神学秩序——建立政教合一、实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所有民众“成为真正服从的穆斯林”的极端伊斯兰国。从这个终极“至理”出发，其任何行动都不再无“理”可喻。
另一方面，中东——乃至整个世界——充斥着被全球资本主义大量生产出来的孤独绝望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被“伊斯兰国”所征募。在《首度是悲剧，再度是闹剧》一书中齐泽克分析了生活在“历史终结”时代下的人们所面对的激进“无产阶级化”：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人之为人的共通之物（the commons）——我们的基因、自然环境、语言与沟通工具、生活空间/基础结构——皆面临新一轮私有化。我们看到，整个“外在自然”（从石油到森林、从土、水到空气）正在受到过度开采、商品化与污染的严重威胁，通过传统的“市场机制”方式与“国家干预”方式（如改变征税模式等）或可解决一些局部的小问题，但无法应对不断迫近的大型生态灾难；新的生物遗传技术使我们的“内在自然”（我们身体-生命最核心的生物遗传性之继承），已经开放给资本与权力的操纵、调用与改写；“媒体帝国”以及今天各种数字化的社交工具则把人与人最基本的沟通与互动方式，亦赤裸地置于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而各种各样的难民营、贫民窟、种族隔离带、高墙电网，使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充满越来越多的“被排除者”……凡此种种，使我们远比马克思时代更接近彻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xxxix]自由主义之诸种理想完全被其“分身”资本主义的内在定势所压制，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被实质性地抽空。
在非西方地区（即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笔下的“边陲”地区），上述情况尤其剧烈，越来越多的人被激进地“无产阶级化”、沦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被排除者”、“赤裸生命”，他们面对巨大的不公（乃至被该秩序彻底“抛出”）但却全然无能为力。“冷战”结束后的这个“历史终结”时代中，现代性不再提供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双身”体之外的替代道路（alternatives）。[xl]这些孤独绝望的年轻人没有替代性的理念/理想以激励，是以大量转到极端宗教化思想，甚至发展出绝不妥协的面相——“整个世界已经抛弃你了，但真主没有抛弃你，你只有投奔他！”“世界是邪恶的，唯一要做的就是修改它回到神设定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国”尽管如此残暴（并不惜在媒体上公开展现其残暴性），却仍是不断有大量年轻人投奔过去，并且有为数不少的来自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志愿者”。[xli]替代性的现代理念/道路是需要证成的，对于为什么要这样来变更世界，要提供理据；故此，现代性的理念/道路之争，往往是知识分子为先锋（中国二十世纪“五四”时代的思想家，很多随后成为了政治家）。而信仰是自我证成的，信者恒信，年轻人甚至不需要受教育，直接就能成为“圣战志愿者”，甚至失败也无法令其放弃信仰，相反可能使其更加坚韧、更加极端化（神圣事业需要“殉道者”）。在一个同整个现行秩序（“文明世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为敌的战斗中，只有加倍虔诚才能抓住“道义”的制高点（抓住能为当下所有行动提供证成依据的“至理”）。
除了“历史终结”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向其源源不断输送战斗力量外，向全球资本主义宣战的“伊斯兰国”，自身另一面却根深蒂固地依赖着全球资本主义：通过控制领土资源、开展石油买卖，以此获得日进斗金（每日约2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xlii]在全世界都义愤填膺地痛斥“伊斯兰国”的当下，在包括诸阿拉伯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希望切断其石油买卖的格局下，一个不得不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仍有“伊斯兰国”石油的买家？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晰地看到：自由主义的理念/理想结构性地受制于其“分身”资本主义；资本的逻辑远胜于前者所持守的诸种理念/理想。与之对应地，绑架人质原本是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诸种极端组织的收入大头，而现在倒变成了“伊斯兰国”赤裸裸地散布恐怖的有效途径——它已无需那么在乎赎金的获得。“前现代”的绑人索钱，被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易（石油买卖）取代。当然另一方面，大多数政府亦都不愿为其被绑公民支付赎金，这也使得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伊斯兰国”行刑画面，刺激着人们的视觉神经和心理防线。这里，资本逻辑再次战胜人权逻辑（“一个也不能少”的逻辑）。“历史终结”时代下的各国政府痛恨“伊斯兰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刺破了自己的“伪善”（hypocrisy）——结构性地内嵌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体里的“伪善”，即，表面打自由主义的“理想牌”实际遵循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逻辑。并且，大量处决还给“伊斯兰国”带来了贩卖人体器官的额外收入[xliii]——毫无意外地，它在找到买家和客户上没费什么力气。资本的逻辑使“历史终结”后的“文明世界”一边在齐声谴责“伊斯兰国”，一边则毫不间断地同其进行着各种高利润的“血淋淋交易”。
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年青的经济学家不懂掩饰（或者说，还没有学会“伪善”），用大白话说出了一句“不讲道德的经济学”。[xliv]在“历史终结”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资本的逻辑最强有力，是压倒一切的“硬力量”（hard power）。对于美国这些“冷战”胜出国而言，自由主义的诸种理想可以是其——借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术语——“软力量”（soft power），但它们是有成本控制的：这个力量毕竟是“软”的，“硬力量”随时可以控制“软力量”。自由主义，“搞”不定资本主义：由于自己的这个“分身”，自由主义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盖因选举政治使得政客实质性地受制于本国的资本利益集团，是以即使有政治领袖做一些“劳民伤财的理想事业”（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当年“马歇尔计划”之原始初衷有点接近这样的理想事业），马上便会被“选”下去。故此，自由主义这个“理念系统”（ideo-logy）被执行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国内的大资本家。
“历史终结”时代的当代世界内所出现的这轮极端伊斯兰化浪潮（“伊斯兰国”仅是其中的一个巨浪），恰恰是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的一个后果。这体现在如下悖论性格局上：（1）西方国家向伊斯兰世界“输出”自由主义理想与自由民主制度，其后果恰恰是事与愿违——不是世俗化的“启蒙”理念得到扩张，相反进一步促生了伊斯兰化。那是因为，一旦在伊斯兰世界坚持民主选举，投票出来肯定就是宗教领袖、宗教性政党。（2）为了遏制这个趋向，只有继续扶植军事化的专制独裁，以最反自由主义的方式维持世俗化统治，并以铁腕方式镇压人民的反抗。然而这种建立在军队与强人之上的政府，既没有宗教的正当性（伊斯兰教义），也没有世俗的正当性（人民主权）；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独裁政府曾长久地得到西方国家支持。[xlv]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甚至在电视访谈中表示，阿拉伯之春后被打倒并被枪杀的卡扎菲以及伊拉克战争中被俘获后被处死的萨达姆若继续掌权的话，中东会更稳定。[xlvi]而在G20峰会上西方国家对此前极力推动其下台的阿萨德政权[xlvii]，亦已表现出了态度上的松动。以阿萨德政权为原型的晚近热播美剧《僭主》（Tyrant）的剧情变化，也极具象征意义：该剧讲述了一个虚拟的中东国家的独裁领袖之弟（男主角）在自我流放美国20年之后，带着美国妻子和孩子回国来参加侄子的婚礼，那位代表美国价值的男主角在第一季（2014）年中主要是同其胞兄作对、密谋发动政变建立民主政权，而第二季（2015）则一举转而帮助胞兄，共同对付出现在该国领土上的类似“伊斯兰国”的军事力量。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诸理想可以被搁置，专制独裁政权可以被容许甚至被支持，当“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吸纳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被排除者”而迅猛成长、甚至将“内爆”在纽约、巴黎、悉尼街头直接点燃时。
在“历史终结”时代下、全球资本主义全然没有替代性道路的世界中，此乃有效遏制极端伊斯兰化的唯一措施。然而，这实际上就是用“外部”的恐怖——那些地方境内的军事恐怖——换取自己这边的无恐怖：允许（乃至扶植）军事独裁政权用恐怖方式维持其世俗化统治，以消解自身“国土安全”的危机。齐泽克在巴黎恐袭案后引用了一位叙利亚难民之言，极具穿透性：“你们一夜间所经历的，就是我们全部的人生，正是为了逃离这种人生，我们才成为难民。”[xlviii]在另一篇评论文字中，齐氏引用了卡扎菲死前之言：“北约的人民，你们听好了！你们正在炸毁一堵墙，一堵挡住非洲移民涌向欧洲、也挡住基地恐怖主义者去欧洲的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你们正在破坏它，你们这些蠢蛋，当成千上万非洲移民涌来时，你们将在地狱之火里被煎烤。”[xlix]这堵墙，实质就是一个“爆炸隔离带”（另一个更卑劣版本的“种族隔离带”），把爆炸与恐怖挡在“外部”。现在，特朗普们开始怀念这堵墙，其隐含信息粗鄙而简单：死在叙利亚黎巴嫩的人，和死在巴黎街头的人，不是一种人。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这个已然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外爆”同时也是“内爆”：难民危机，就是“外爆内化”的一个面向；而恐怖袭击、人肉炸弹，则是另一个更为惨烈的面向。
当下这个“深度全球化”的世界，究其根本而言，只是商品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换言之，“地球村”只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就人的自由移动与公民状态（civil status）而言，恰恰仍是藩篱森严、幕墙重重。之所以会产生出当下欧洲深感恐慌的“难民危机”，正是因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人恰恰不能自由移动，人的公民状态恰恰并不是普世的、全球性的。自由（人权）、平等、民主这些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皆仍是在主权性的民族-国家框架下实现，建立在身份（identity）、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上。因此，人权（human rights）实质上是公民权（civil rights），因为其必须在一个公民法律框架里面才能被保证。而在这个所谓“历史终结”的世界里，“世界公民”仍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景”，若离开民族-国家的框架，生命权、自由权等等所谓“基本人权”几乎都无从保证。故此，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在全球化了的“历史终结”时代，真正获取胜利的只是资本主义，而自由主义却始终是四面受制、迈不出步。阿伦特早在1951年——《世界人权宣言》推出后的第三年——就指出，最需要人权保障的“无国家的人们”（stateless people），恰恰最少受到人权保护。由于任何权利都只能在一个已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中被落实，对于并不属于任何政治共同体的人口而言，人权毫无意义。可见，那些无国之人——真正“纯粹的人”（而不是“美国人”、“澳大利亚人”、“中国人”）——恰恰没有“人”的权利：原则上人权最应该被应用其上的那个主体（即，抽象、赤裸的人），恰恰事实上是人权所没有也无法覆盖到的主体。[l]
2015年，至少有150万难民从中东与北非涌入欧洲大陆：这些以各种方式涌入西方国家——以及为数众多在偷渡船（以及卡车）上窒息死亡或葬身海底——的难民们，恰恰是来自“失效国家”（failed states）的人们。正如齐泽克所言，“若我们真想阻止移民潮，那么就必须认识到，难民来自于‘失效国家’，在那里公共权威或多或少都已失去其效用，如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等。国家权力的此种解体并非一个地区性现象，而是国际政治与全球经济系统的一个后果，如利比亚与伊拉克，是西方介入的一个直接产物。”[li]这些成为“无国之人”的难民们，为躲避战火和内乱（西方国家制造的“外爆”），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各欧洲国家，成为了后者难民政策与人权理念的试金石。尽管德国等国家顶着国内各种压力不断增大接纳难民的力度，当下欧洲的边境线上，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场面（“人道主义危机”）仍在上演。“难民就是我们为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在其中只有商品而非人才被允许自由流通。”[lii]
“外爆内化”另一个更为激烈的面向，自然就是恐怖袭击，而它本身亦和难民危机紧密扣联——巴黎恐袭案，就被视为难民涌入“内部”后的一个直接后果（至少其中一名施袭者在后来的调查中被发现是于2015年以叙利亚难民身分进入欧洲）。[liii]接纳难民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理想（普遍人权），然而却使得“内爆”风险激增。在难民问题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这对“双身”的较量，就在欧洲（尤其以德国[liv]为代表）与美国的不同做法上尖锐地体现了出来：欧洲基于自由主义理念（在一定限度内）接纳难民，但导致“内爆”——巴黎喋血可谓自由主义最后英雄般的悲壮。而美国防火墙式地严防死守（相对于德国2015年接纳了100多万难民、并宣称在未来数年每年至少接收50万，奥巴马只提出把接纳叙利亚难民人数从2015年不到2000提升到2016年1万）——墙内普遍主义人权，但墙外之人则对不起了。巴黎恐袭案后美国17个州接连公开表态，拒绝接收任何被带到美国的叙利亚难民，以防恐怖分子混迹其中。[lv]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里，美国所遵循的逻辑已然十分清晰：“外面”的风险不能进来，只有我的危机（如2008年“次贷危机”），可以转嫁全球。
普遍人权、民主决策等等自由主义理念，都是有经济成本的，自由主义预设每个主权国家都能够或愿意承担这些成本。[lvi]接纳难民并让其享有同等权利（尤其诸种福利权利与政治权利），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德国在2015年光用于收容难民的支出至少是100亿欧元[lvii]）。经济成本的考量，使得很多自由主义理想之推行最后无以为继。与此相应地，在世界各地推进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既有制度模式（如小布什在伊拉克战争后推进的该国民主化），同样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自由主义受制于资本主义这个结构性地割离不掉的“分身”，而后者的逻辑是资本的增值、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利他主义（altruism）。一个接受自由民主（而非独裁专制）的稳定地区，当然能向国际资本提供其所需的市场、原料，然而当获取后者的成本变得太高的时候，资本的逻辑就倾向于转移、抛弃，因为坚守下去非但不能有效向该地转嫁自身资本的危机，而是很可能被对方危机（如伊斯兰教内逊尼什叶两派冲突）转嫁过来。奥巴马面对国会压力于2011年底决议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并减少经济援助（美国当时正经历由“次贷”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lviii]这意味着，美国对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情境不想再管了，等于“放了一炮、拔鸟无情”，逃跑了。[lix]“伊斯兰国”就是在这些被抛弃的地方，才如此强大、无往不利（并且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其军队中大量精锐力量被“伊斯兰国”所吸纳）。直到今天，真正在当地坚决和“伊斯兰国”作战的就只有库尔德民兵，而——正如齐泽克所点名批评的——美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各国都在计算各自利益。[lx]“伊斯兰国”能在和整个世界（“现代世界”、“文明世界”）为敌中仍然游刃有余并且不断壮大，恰恰正是拜资本逻辑之所赐。
如果说“伊斯兰国”确实是今天世界里的一个毒瘤，这颗毒瘤却恰恰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作为“母体”，从它里面“内爆”出来的，并由它不断供给其成长所必需的养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巴黎攻袭事件后的采访中分析到：“这种冲突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而今天的‘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就是从中萌芽的。它显然是受小布什干涉伊拉克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视国际法律秩序为儿戏。”[lxi]这个分析显然仍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并未将滋育“伊斯兰国”的那个“母体”纳入视野。“伊斯兰国”原教旨主义倘若仅仅起源于伊斯兰教逊尼什叶两派冲突，那么该模态在“冷战”乃至之前时代就会反复出现；而归结在小布什个人的无视国际法上，更是把问题给彻底简单化了。我们需要看到，在“历史终结”时代，按福山的经典说法，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便是历史的“终点”；然而，自由主义的诸种理念/理想，却实质性地被其“分身”资本主义所压制。有意思的是，对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结构，“伊斯兰国”之所有极端行径（针对平民的绑架、恐怖屠杀、血腥行刑、设立奴隶市场、强征性奴等等）皆标识出了，它集中性挑战的首要就是自由（基本权利）、平等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而非资本主义逻辑。这就产生了齐泽克的如下追问与分析：
为什么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们——他们无疑被曝露在殖民主义的剥削、支配以及其它诸种毁灭性与羞辱性面向——攻击西方遗产中最好的部分（至少对我们），即，我们的平等主义和个人自由？最显而易见的解答是，他们的目标是精心选择的：自由主义西方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是他们不仅实践剥削与暴力性的支配，而且——在伤口中加上侮辱——他们以还用其对立面自由、平等和民主来伪装这个残酷的现实。[lxii]
齐氏的分析所指向的，正是前文所详细论述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这个“双身”体里的那份“伪善”。齐泽克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便提出如下论旨：只有比自由主义更迈出一步，才可能真正捍卫自由主义的理想。“自由主义所要的我们都要，而且我们要的还要坚决、还要不加妥协！”[lxiii]在巴黎恐袭案后，齐泽克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近三十年来“文化左翼”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将起源自欧洲的诸种启蒙理想同“文化殖民主义”划上等号；然而，启蒙理想的许多价值（平等主义、基本权利、出版自由等等），恰恰是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力武器。[lxiv]换言之，那些解放性的理想必须予以坚持，而真正的艰苦任务在于：在坚持这些理想的同时，同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做一个根本性决裂。
晚近这些年来，以巴迪欧、齐泽克为首的欧陆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家提议重新激活“共产主义”理念，在学界激起了很大的争议。这项提议自然不是呼吁返回二十世纪斯大林式“共产主义”，而恰恰是重点强调：“共产主义”之实定性内容，“必须要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情境下被重新创造”。[lxv]兴起于“历史终结”时代的“伊斯兰国”模态，使我们看到这个极富争议性的提议，实质上具有着政治哲学上的深刻意义：现代性必须有能力——即，具有话语性的证成力量——提供全球资本主义外的替代性道路（即，关于自由与平等的替代性建制方案），以卫护这个世界不滑入绝对主义的（absolutist）、直接自我证成的、并不断自我极端化的政治神学，在当下，这种政治神学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性的神学政治模态展开。在“历史终结”时代，作为“软力量”的自由主义太“软”，非但无力斩断其“分身”全球资本主义的牵缠，相反完全受制于后者，使其自身之诸种理念/理想无法得以贯彻，全然呈现一种“半吊子”式（乃至“拔鸟无情”式）的结构性“伪善”。故此，自由主义需要来自激进左翼的“兄弟般的援助”（齐泽克语），才能在今日去有力地拯救其自身理想——“激进”意味绝不妥协、贯彻到底。这个援助是否以“共产主义”为名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可以确定的是，它等待着我们的（重新）创造。
这，就是今天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
（本文作者吴冠军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i] 2003年“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开始活跃，2006年10月“基地组织”宣布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2011年美国开始撤军伊拉克，该组织随之开始急速壮大，名义上仍为“基地”组织分支。2014年2月“基地”最终断绝与该组织的关系，后者则于2014年6月28日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帝国），领土包括叙北部阿勒颇省至伊东部迪亚拉省。
[ii] 在汉语学界“文明野蛮对抗论”尤占上风。巴黎恐袭案后许纪霖、刘擎、郑戈三位教授举行了专题对谈。许先生在破题时指出：这种对平民的残酷屠杀，简直是人类的公敌，从这一意义上称之为文明对野蛮的冲突，毫无问题。而如果解释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实则“伊斯兰国”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伊斯兰教旨，更不能代表整个穆斯林世界。另一位学者施展在其分析文章中直接写道：“巴黎恐袭案，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参见许纪霖、刘擎、郑戈：《今天如何消除极端主义？从巴黎“黑色星期五”谈起》，“澎湃网”，2015年11月22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9862>（于2015年12月12日访问）；施展：《巴黎恐袭案与世界秩序的困境》，“澎湃网”，2015年11月17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7589>（于2015年12月12日访问）。
[iii]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iv] 这实质上仍是福山今天所持之观点。在其晚近两卷本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普遍性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乃至纯粹的好运；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它仍然会衰败。但它构成一种“普遍适用的政府形式”，建立在“政治的普遍进化”之上，是“现代成功政治的普遍条件”。即便在全球处于政治衰败的今天，自由民主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See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London: Profile, 2014, pp. 541-2, 548.
[v] See, for example,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1994.
[vi]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i] 关于阿甘本“赤裸生命”论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阿甘本论神圣与亵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viii] 对法治之结构性困境的分析，请参见吴冠军：《认真对待德性：自由心证的法理学再探讨》，《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5期。
[ix] 关于霍布斯作为自由主义奠基人的分析，请参见Leo Strauss,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